来源 I 上海行知中学

    5、国难教育到战时教育时期（1936——1944）

   1935年“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陶行知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1936年组织国难教育社，陶行知亲自担任社长，倡导大众歌曲和大众歌唱团，推行国难教育。他与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何香凝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陶行知先后出席了“世界青年和平大会”、“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新教育会议”。

   陶行知 先生执笔起草了国难教育方案，提出了教育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教育是人民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人类解放的武器。

   1936年7月，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名发表《团结御侮》文件，毛泽东复信表示支持。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会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出访了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奔走呼号，历经十年零一个月，向华侨和全世界人民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得到了海外侨胞和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内发生“七君子”事件时，陶行知闻讯后万分愤慨，征得其教师杜威的同意，以杜威的名义团结了爱因斯坦、罗素、甘地等全世界16个名人联合打电报给蒋介石，营救“七君子”。为此，陶行知再次被通缉。

    陶行知 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 先生一向景仰无产阶级领袖、导师马克思。在工学团时期，与蔡元培、章乃器联名发起举行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会。

1936年，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后，与吴玉章同志到英国伦敦海格公园瞻仰马克思墓，并写了一首诗：“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陶行知将国难教育运动改为“战时教育”运动。

   1938年，陶行知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口号，他又把“战时教育运动”改为“全面抗战教育运动”。即不分前方后方，不分男女老幼，都要接受战时教育，动员和教育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抗战胜利。

   1938年9月，陶先生结束28个国家和地区的访问，回到了抗战中的祖国。他宣布回国三愿：一是创办晓庄研究院，培养高一给的专门人才；二是创办一所难童学校，培养人才幼苗；三是在香港创办职业补习学校，通过教育方式团结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共赴国难，投入抗战救亡斗争。

   1938年11月，陶先生到达桂林。同年12月15日生活教育总社在桂林正式成立，陶先生当选为理事长。他根据当时桂林人民群众钻山洞、躲避日寇空袭的情况，提出了“岩洞教育”的建议，广西省教育厅接受了这一建议，成立了广西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并组织了“岩洞教育服务团”。“七星岩”最为典型，洞外石壁上写着：“岩洞就是学校，警钟便早上课钟。”

陶 先生面向未来，面向新中国。他认为抗日战争中那些流离失所的难童中，必有许多新中国的建设人才，需要从幼苗开始培养。 1939 年 7 月 20 日 ，在四川省重庆市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上一个古圣寺里，创办了重庆育才学校。

   陶 先生爱惜人才胜过自己的生命，热爱学生胜过自己的儿子。青年和儿 童在陶 先生的心中最大，他亲自从孤独院里挑选了来自全国13个省的150多位有特殊才能的儿童，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针对儿童的兴趣和爱好特长，在普及基本知识的同时，分为音乐、舞蹈、绘画、戏剧、文学、自然、社会七个组，精心培养人才幼苗。

   名师出高徒。 陶行知 先生的崇高人格以及他为国民乐育英才的伟大精神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乐意同甘共苦育英才。音乐组的贺禄汀、马思聪；舞蹈组的戴爱莲；文学组的艾青、艾芜、姚雪垠；绘画组的陈烟桥；戏剧组的章泯，以及翦伯赞、艾思奇等均在育才学校任教。

   育才学校的办学方针是：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培养目标是：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侵略的小战士；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军的全面教育和训练。要求学生“每天四问”：即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集体生活是育才学校的基础。培养学生自主、自治、自创的精神和能力，是 陶 先生探索人才培养的最佳最有效的途径，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直接为抗战服务，而且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为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需要培养了大批英才。

   运用社会力量集资办学，是 陶 先生一贯的办学主张，他靠朋友的资助创办了育才学校。风里来、雨里去，终日奔忙集资。国民党当局要育才学校改为“国立”育才学校， 陶 先生拒绝后，他们威胁知名人士不准再给陶行知资助，卡断了集资渠道，再由于物价飞涨，育才学校几乎到了断炊的困境，一些好心的朋友也劝 陶 先生，算了吧，何必背着石头游泳呢？（这是指200个师生象石头一样背在身上，在嘉陵江里游泳，游到江中要被淹死。） 陶 先生诙谐地对朋友说：“不！我不是背着石头游泳，而是背着爱人在游泳，我要游到胜利的彼岸。”面对困难，毫不气馁，坚定不移，抬头乐干。

   中共南方局对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给予高度评价和亲切关怀。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亲临学校，给师生作抗战形势报告，并对音乐组师生题词：“一代胜似一代”、“为新中国培养一代新的音乐人才”。周思来同志看到 陶 先生办学困难，拿出400 元给陶 先生，用于购置体育器具，加强育才小朋友的体育锻炼，增强体质。邓颖超同志把延安粗纺的毛线衣送给 陶 先生御寒。（此件毛线衣放在陶馆展出）

   抗战胜利，为了和平建设新中国，国共谈判，毛泽东同志由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陶行知作为人民团体的代表，到机场欢送，并合影留念。重庆育才学校是 陶 先生晚年期间进行生活教育实践和活动的主要实体，是培养人才幼苗的进行特殊教育试验的一所蜚声中外的新型进步学校是一座民主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