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先生在普及教育实践过程中依据“即知即传人”的原则，采取小孩教小孩、小孩教大人的方法，倡导并推广实施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理念。  　　

何谓“小先生”，陶行知先生是这样说的：“生是生活，先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先生，后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后生，学生便是学过生活的人，先生的职务是教人过生活。小孩子先过了这种生活，又肯教导前辈和同辈的人去过同样的生活，就是一名名实相符的小先生了。”由此可见，陶行知的所谓“小先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长者为师”，而是知者为师、能者为师，以知识和能力掌握的先后为标准，而与年龄的先后没有必然联系。正如陶先生所说：“每个人，即使是只学习过几个月，只要学到一点，就应当把他学到的教给别人，甚至很小的孩子也可当‘小先生’。”陶行知倡导“小先生制”之构想，初起于1923年陶母从孙学习《平民千字课》及晏阳初师从六岁童学唱《尽力中华歌》，后历经十年“怀胎”，于探索“工学团”的实践中得以“瓜熟蒂落”。尤其是少年学子方友竹，在陶行知的感召下办“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实行学生教学生的连环教学故事，令陶行知深感“小先生制”实践的可行性。  　　

后来陶行知在工人、农民和儿童中推行普及教育，支持晨更工学团办识字学校、女工夜校，及在陈鹤琴协助下办劳工小学、幼儿园，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普及教育要依靠“小先生”（也称“传递先生”）“即知即传人”的力量，于是在国内发表了多篇倡导“小先生制”的文章。“小先生制”的正式诞生，是以在山海工学团纪念“一・二八”两周年大会上，陶行知同时举行的“小先生普及教育队授旗典礼及宣誓”仪式为标志的。二十六个村庄的“小先生”接过普及教育的旗帜，宣誓“知识为公”“即知即传”。在陶行知的大力推广下，“小先生制”诞生仅仅十个月，上海就有了18000个“小先生”，全国十九个省和四个直辖市推行了“小先生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陶行知甚至还介绍新安小学一批奉行“生活教育”的“小先生”走向社会大讲坛，走了全国二十二个省市，行程五万多里，做了大量爱国工作，轰动了当时的全国教育界。广东的一名十三岁少年还写出了两万字的见闻感受，陶行知为其亲笔题名《小先生的游记》，推荐交由商务印书馆印刷了十二版。

可见，陶行知先生倡导“小先生制”，是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普及大众教育、推广平民教育、实施民主教育、改造乡村教育的时代大背景，在当时有效促进中国教育民主化进程的过程中，极具创新价值与实践意义，切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陶行知“小先生制”教育思想蕴含了“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教人做主人”等宝贵理念，其核心是“知识为公”“即知即传”，这在当时中国普及教育师资缺乏的时代背景下，“小先生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