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在《淞中教育》2013年第1期。
中国公学与《诗》刊（2）
马 德 清
3．《诗》刊载文章总目录
3.1 译诗篇目
一卷一号: 柳泽健(日本)作, 周作人译：儿童的世界(论童谣)。威廉爱灵亥姆(爱尔兰) 作, 王统照译：荫思飞林的住持、微光之声、池中的四鸭。繁特科微支(乌克兰) 作, 沈雁冰译：二部曲(神圣的前夕、在教堂里)。
一卷二号：周作人译：日本俗歌四十首。陈南士译：杂译诗二十首。
一卷四号：C.F.女士译：美国名家诗选，嫣德密露。
二卷一号：Baudelaire(法国)作，平伯译：醉着罢。Frich Muesam(德国) 作，李宝栋译：在湿地Jm Bruch。Jean Star unterneyer(美国) 作，张鹤群译：湖歌。Long fellow作，C.F.女士译：多雨之日。Words worth(英国)作，C.F.女士译：虹。勃莱克(英国) 作，C.F.女士译：鸟儿。
二卷二号：雁冰译：南斯拉夫民间恋歌四首。HeinriehHeine(德国)作，俞平伯译：译诗两首。
3.2 诗论篇目
一卷一号：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刘延陵：美国的新诗运动。
一卷三号：霎菱：小评坛(去向民间、诗与诗的、论译诗、小诗的流行)。周作人：法国的徘谐诗。刘延陵：现代的平民诗人买丝翡耳。
一卷四号：叶绍钧：诗的泉源。刘延陵：小评坛(短诗与长诗、前期与后期)。
一卷五号：现代的恋歌。周作人：石川啄木的短歌。
二卷一号：周作人：日本的小诗。
二卷二号：王统照：夏芝的诗。
3.3 抒情诗篇目
一卷一号：俞平伯《小劫》、《归路》。刘复《母的心》、《我们俩》。徐玉诺《跟随者》、《泪膜》。王统照《落英》、《未来的阴影》。朱自清《转眼》。汪静之《追回春罢》、《惠的风》、《疑问》、《祷告》、《蝴蝶哥哥》。陈南士《诗人的欢喜》。西谛《温柔之光》。刘延陵《姊弟之歌》、《夕阳与蔷薇》。
一卷二号：郑振铎《雁荡山之顶》、《死了的小弟弟》、《成人之哭》、《J君的话》、《赤子之心》。俞平伯《一勺水啊》、《将别》、《两年之后》。胡适《我们的双生日》、《晨星篇》。徐玉诺《诗兴》、《人生之秘密》、《谜》。朱自清《自从》、郭绍虞《希望》、《健跃》、《心田的雪》。陈南士《梦歌》。陈学乾《他有了个我了》、《影子》、《一顾》、《无聊》、《送平伯》。汪静之《末路》、《谢绝》、《竹影》。冯雪峰《桃树下》、叶绍钧《不眠》、《黑夜》。
一卷三号：刘延陵《诗泉灌溉的花》(抒情长诗)、《等她回来》、《杂诗十五首》。王统照《烦激的心啊》、《我不醉又将如何》、《记忆的边缘》、《也值得?》。朱自清《心悸》、郑振铎《痛苦》、《自由》、《空虚之心》、《独自》。侠隐《旧历年的最后一夜》。陈学乾《风—竹》、《伊远了》。冯雪峰《落花》、汪静之《母亲》、《定情花》。程憬《归家》。
一卷四号：李之常《受洗》。王统照《一样》、《一个小小的消息》、《童心》、《花影》、《分离》、《同情的寻觅》、《静境》、《俄顷》。前人《银痕》、《盛年》、《蝶》。徐玉诺《读者》、《走路》、《摇撼着》。顾颉刚《梦中》、刘延陵《接到一件浪漫事底尾声之后》。
一卷五号：朱以书《流浪者之歌》。刘延陵《铜像底冷静》、何植三《小学学教师的叹息》。周得寿《旧迹》。王梓音《偶成》。衡魂《笑》。陈乃棠《父亲》。叶善枝《一笑》。失名《假若》。
二卷一号：芳信《赠棠棠的‘明月’》。潘训《祈祷》、《将别》。冯西怜《爱神的矢》。徐锥《熄了的心灵之微光》、《黄金和石头》、《失恋》。张鹤群《痛苦》。王佐才《爱的伤痕》。王怡庵《春意》、《天使》、《夜雨的舟中》、《江边夜步》。郭理同《我的心》。何植三《落叶》。崔真吾《海水》。崔小立《你是有望的人儿呵》。王棋《洋烛》。俞平伯《没有我的分儿》。王统照《招引》、《人家……》、《眼光的流痛》。赵景深《秋意》、《一片红叶》。叶伯和《心乐篇》。张拾遗《泪之想象》、《寄一朵秋花来了》。徐玉诺《苦闷》、《哀求》、《去年的今日》。
二卷二号：徐玉诺《老年人》、《美人的微笑》、《我的世界》、《黑暗》、《别》。徐雄《有夫之妇》。张鹤群《自你死了之后》。冯西泠《春的大自然》。何植三《相思》。朱枕新《折花》。陈南士《深林之梦》、《晚步》、《寂寞》、《赠未知的朋友》。葛有华《窗下》、《慈母》、《寂寞》。曹世森《心琴》、《刺激》、《无聊》、《期待的心》。甘乃光《赠然子》。西谛《爱》、《云与月》。刘碧溪《一笑》。潘训《清明底思念》、《假使》。张鹤群《愿》、《草地上》。程惠剑《花间的蝶》。查士元《在柔和的风里睡了》。梦苇《自慰》。王剑三《赠玉诺》。罗青留《投落》。
3.4 社会诗篇目
一卷一号：徐玉诺《农村的歌》。陈南士《走路》、VG《感谢》。
一卷二号：俞平伯《打铁》。徐玉诺《黑色斑点》。
一卷三号：郑振铎《无酬报的工作》。潘漠华《游子》、维棋《黑狗》。
一卷四号：朱自清《宴罢》、郑振铎《同了E君》、徐玉诺《瘦削得小孩子》、《摇撼着》、《小鼠》、漠华《立在街头吹箫的浪子》、冯雪峰《鸟儿叫着》。
一卷五号：陈南士《伴侣》。陈昌标《一映》。陈乃棠《为何》、郑振铎《死者》。
二卷一号：徐玉诺《去年的今日》、《呵，父亲》。
二卷二号：冯文炳《磨面的儿子》、《洋车夫的儿子》。
3.5 小诗与哲理诗篇目
一卷一号：刘复小诗三首、朱自清杂诗三首、汪静之杂诗两首、潘四小诗六首。
一卷三号：郑振铎《漂泊者》、程憬《意外》、潘训《杂诗》、陈乃棠《一点》、徐玉诺小诗四首。
一卷四号：叶善枝《狂》、陈开铭小诗、张拾遗《一瞬的印象》、陈乃棠《归来》、周得寿《诗意》、郭绍虞《雨后》、前人《矛盾》、《江边》、张近芬《撒下的种子》、修人《拾取》、陈学乾《春寒》、汪静之《牧童》、许誉莺《小树》、前人小诗一首、崔真吾小诗一首、维祺小诗一首、红舟小诗一首、魏金枝《家居》、张拾遗小诗两首、俞平伯《生所遇着的》(哲理诗)、郑振铎《智者的成绩》、《辛苦》(哲理诗)、徐玉诺小诗、顾颉刚《梦中》。
一卷五号：施章小诗一首、葛有华《沉思后》、郑振铎《思》、《往事》、徐玉诺小诗。
二卷一号：王怡庵《秋的小诗》、《春来了》、周得寿短诗两首、王怡庵《泊大佛岩》、崔真吾小诗、崔小立《灯蛾》、小诗、周得名短诗、夏爱白小诗两首、冯文炳杂诗、王统照《人生的领受》(哲理诗)、陈南士杂诗、康白情《致悲哀的朋友》、徐玉诺《苦闷》。
3.5 写景诗篇目
一卷一号：刘复《巴黎的秋夜》、健鹏《雨后》、程憬《绍兴城外的景色》、郭绍虞《静默》、刘延陵《水手》。
一卷二号：郑振铎《柳》、《夜游三潭印月》。
一卷三号：孑耕《秋雨》、俞平伯《春寒》、《夜雨六首》、王统照《盆中的蒲花》、V.V.《大风和玉兰花》、刘延陵《牛》、《梅雨之夜》、《竹》
一卷五号：吴俊升《无心》。
二卷一号：王怡庵《晴》、何植三《在百官埠头所见》、王薇《秋晨之风》、《秋夜》、陈南士《星之赞美者》。
二卷二号：徐玉诺《日落之后》、周得寿《大风之夜》、孙誊《山居杂诗》。
4 《诗》刊的历史背景及文学意义
4.1《诗》刊诞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素有“诗国”之称。自“三百篇”、“楚辞”、汉魏六朝至唐代一路走来，古典诗歌己毫无愧色地达到了世界文学和世界诗歌的巅峰。旧诗形式发展己经很完备，但其规律太过严密，缺乏新的意境与思想，往往变成陈词滥调，逐渐失去感人的力量和生命的活力。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入侵和封建王朝的腐败统治，中国日益沦为次殖民地的可悲境地。面对这么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旧诗显得苍白无力。清朝末期，为了配合当时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提倡“新诗”，掀起了“诗界革命”的旗帜。内容上开拓出了新境界，新领域，表现新事物、新思想、新风貌。因此，晚清诗界革命是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五四”时期的中国发生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在这一历史新时期形成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政治经济需要有新的文学为之服务，这样，“文学革命”和“诗界革命”便应运而生了。因为诗歌革命不可能孤立的在它内部进行，它是和几个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五四”前夜，诗歌在文学革命的旗帜下，算是革命的一支劲旅。它是和要求科学、民主及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出现的。
1917年1月2月之间，胡适《文学改良当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以文学精神内涵与形式统一的目光率先发出了推倒僵死的旧文学而别创“活的文学”的号召。随后，刘半农、周作人、鲁迅、钱玄同等人纷纷撰文响应，并就小说、诗歌、戏剧等革新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在他们群体势力之下，一场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革新运动终于来临，新诗作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率先出现。
1918年1月新文化运动的喉舌《新青年》最早使用白话，并发表白话的自由体新诗，这是诗歌革命的新纪元，是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上的一件大事，白话自由诗代表白话文与新文学向文言文，封建旧文学，僵死的格律旧诗做出挑战，为新诗的建立和发展拓出了胜利的步伐。不久，《新潮》、《每周评论》、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少年中国》、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北京《晨报副刊》等“五四”时期著名的报刊也都相继发表新诗。据统计，1919年出版的白话书刊在四百种以上，其中好多都刊载了白话新诗。
1922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员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俞平伯主编的《诗》刊在上海创刊，成为我国第一个新诗刊物。《诗》的创刊标志着新诗终于站稳了自己的脚跟，白话诗作者终于有了自己专门的园地。
4.2《诗》刊的文学意义
一、《诗》诗人在论诗写诗的过程中追求真实性和现实性，他们以此作为评判诗之优劣的重要标准。他们认为“我们要求‘真率’，有什么话便说什么话，不隐匿，也不虚冒。我们要求‘质朴’，只是把我们心里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雕斫与粉饰不过是‘虚伪’的遁逃所与‘真率’的残害者。”所谓“真率’、“质朴”即指运用真实的材料，表达真实的情感，表现手法重写实忌雕琢。这种对真实性的基本认识和要求正是文学研究会作家文艺思想的代表，它与“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和“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二、有关诗歌“民众化”的论争，《诗》以论争的形式提出这些问题，赋予了这场论争以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它一方面反映了文学的提高与普及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创作和接受之间的矛盾。这场争论使我们看到诗人既希望新诗现代化，又希望兼顾读者的接受，既不愿丢掉读者返回内心，又不忍迎合大众放弃艺术的巨大矛盾。曾最坚决地认定“诗是平民的”的俞平伯也终于表示:“作诗不是求人解，亦非求人不解，能解固然可喜，不能解又岂作者所能为力。”这句话看似消极，但也更清楚地表明了诗人内心的矛盾以及他们为新诗所做出的共同的努力。同时，这场论争对新诗、诗论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积极的影响、如对20年代反映劳工的诗歌、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诗歌及其理论主张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三、《诗》译介了大量的外国诗潮、诗人和诗歌作品。在总共7期中竟用4期的篇幅评介现代派，中坚人物刘延陵更奋力评述过英、美、法的现代派诗歌，张扬白话诗及为人生的主张，并且悉力用它来挖掘我国古诗的象征主义特征，给后人扬弃和融汇西方象征主义创造了条件；周作人译介各种诗歌，尤其是日本小诗的介绍，郑振铎评价印度诗人泰戈尔等。不仅帮助诗人寻找新鲜的异域养料，发现新的创作方法，同时也是中国新诗走向多样化探索的发展趋势的表征。面对外来诗歌，他们一方面提倡“吸收’、反对“模仿”，另一方面却在吸收外国养份的同时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学的优势。这使得他们避免了盲目和片面，更具清醒、现实和进步的历史意义。
四、这批诗人认准诗歌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倒文言文，实行白话文，推倒格律的束缚，实现诗体大解放，这几乎被他们认为是中国诗歌从旧转新的唯一选择、唯一途径。他们提倡和实践“诗体解放”，把白话新诗运动看作一种革命，“一种玉石俱焚的破坏，一种解体”。他们推翻了前人的“有韵的文字”就是诗的定义，认为用白话写的新诗，其声调不应被旧
诗所谓的韵律决定，而应以语气的自然轻重高下来决定，“押韵不是一件重要的事”。这不仅是打破了传统诗歌“形式上的束缚”，更是刷新了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如果说胡适等人的观点客观上造成了初期白话诗过于自由散漫的作风，那么，《诗》不仅要求摆脱旧诗形式束缚，而且更进一步发掘和探讨新诗独立本质的诗歌理论，为新诗走向重新规范化、格律化架起了一座重要的桥梁。
“五四”是新诗的开创期，是中国诗体大解放的年代，又是诗体百花齐放的年代。《诗》作为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刊载诗歌的刊物，无论对新诗理论的讨论倡导，外国诗歌及理论的译介，还是新诗诗体的试验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附：刘延陵于1985年为《诗》刊影印版所作的序
《诗》月刊影印版序
许多年前，中国有一个专载新诗的定期刊物，我曾参加过它的编辑工作。后来一直把这回事忘了。没想到一星期前，中国某君寄来的一封信里忽然旧事重提。
信里面写道，“……上海的上海书店最近得到几十年前您与人合编的《诗》月刊，准备把它影印出版。我的几个朋友都主张烦您写一篇序。因为当年主编这个刊物的三君朱自清先生早已逝世，叶圣陶翁久居医院已难动笔，现在除了您，没有人能讲这个刊物以往的故事了，所以只得劳您的神……”
看完这封信，我觉得很难答复。但信里面的措辞又使得我无法推辞。我终于决定写写看，姑且谈谈这个刊物出版的始末。倘若回忆中有记错了的，要请阅者原谅。
这个刊物大概是一九二二年一月里创刊的。
早一年的九月里，朱、叶两兄和我一同在上海吴淞某中学教书。吴淞滨江而近海，风景与城市大不相同。我们三个人都是过惯城市生活的，那时我们日日看见的，无非是大都会里人群紧张拥挤来来去去的情形。一旦换了一个模样完全相反的环境，而与大自然中恢宏阔大的景象早晚相见，我们便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面，而有一种新颖而兴奋的情绪在胸中激荡。后来我们匆匆地决定出版一种专载新诗的刊物，也与其时我们的这种情绪不无关系。下文详叙这一点。
吴淞位于黄浦江出口处，也靠近扬子江口。我们走出校门，不要十分钟就能到达黄浦
江边，可以看见两条江汇合之处的洪流和苍苍茫茫的东海的一角。海与天连成一片，仿佛象征光明无边的远景；波浪前仆后继地拍岸，犹如表示坚持不懈的壮志。这些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意气飞扬。我们初到此地的一个月里，几乎每天下午都同往海边去游逛一番。有时还一同踏上由巨石杂乱地铺垫而成、象一只手臂般伸进海面的“半岛”，然后一颠一拐地行到它的极端，试寻美丽的贝壳，或者静听着比在岸上听得更清楚的神秘的涛声。
有一天下午，我们从江边回学校时，云淡风清，不冷不热，显得比往日尤其秋高气爽。因此，我们一路上谈兴很浓；现在我已不记得怎么一来，我们便从学校里的国文课谈到新诗，谈到当时缺少专载它们的定期刊，并且主张由我们来试办一个了。
那时我们都才二十几岁，回到学校后，马上写了一封信寄给上海中华书局的经理，征求该书局为我们计画中的刊物担任印刷与发行。几天后接到回信，邀我们于某一时刻，访问该书局编辑部的左先生，谈商一切。我们如约而往，谈了一小时就达成协议，规定这个刊物为三十二开本的月刊；用上文已述的名号；每期最少与最多若干页；创刊号于下一年的元旦发行，其他各期也于各月的首日印成；我们负责编稿,中华书局负责印刷与发行。
我们在得到上述的支持之后，就设法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版上登了一条新闻式广告，宣布《诗》月刊出版的日期，并且征求投稿。两三周后,就陆续收到外界响应的稿件了。
那一年学校放寒假时，我们三个人都离开吴淞，准备各到一个新地方去服务。但是那个月刊却必须如期出版哩。它开头的若干期是我编的。那时我已回到杭州，在原来工作过的那个学校里效劳。我的职务很忙，又在另一个学校里兼课，所以我用于《诗》月刊的时间是很少的。现在每次有人对我提起它时，我的心中深处都是对它很抱歉的。它出到某期时，我有远行；以后关于它的情况，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现在还能记忆而感觉值得一述的只有下列的三点：
（一）中国的新诗是一九一八年诞生的。那时的新诗作品，好比是一种才被人发现的新的植物幼苗。四年之后，我们的这个小刊物出版了；可是它并未能在它们的栽培方面作出任何贡献，它只像一小块新辟的园地一般，曾给一小部分的幼苗做过展览场而已。
（二）这个刊物的某期里，登载过徐玉诺先生的诗。它们虽非无瑕的杰作，但与内容空虚的新诗不同，它们都是当时他的家乡（河南省鲁山县）的有血与泪的写照。有一篇写徐君生平的文章里说过，“他的家乡……是兵和匪的出产地。他眼见掮着枪炮杀人的人扬长走过……被杀者的尸骸躺在田地间；他眼见辛苦的农人白天和夜间都为田主修堡垒，因为要防抢劫。他眼见火车站旁边、在尘土里挣扎的醉汉，只求赏一个铜钱的娼妓……东倒
西歪的烟鬼和玩弄手枪的土匪，而且他还得与他们作伴同行。”
（三）这个刊物的另一期里，载过圣陶兄所写，以《诗的泉源》为题的一篇论文，大意是说，诗是生活的反映，没有生活也就没有诗。这虽是简明的道理，但它可与上面谈徐君诗作的一段相互阐发，却是一种不容忽略的常理。
我不记得原文是怎样敷陈的了，但是我想，也许不妨这样立论吧，就是一个人必须与生活接触的方面很广，从生活上感受到的也很深，然后他所经历的非常的事故和日常的事情才都可以成为他写诗的资料。杜甫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写起诗来，就像写日记一般地容易，几乎每天都有得写的。对于军国大事，他写得出“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几处起渔樵。”对于他自己草屋里的家庭生活，他也写得出“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刘延陵
一九八五年十月写于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