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诞生的标志，《鲁滨孙漂流记》自面世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关于《鲁滨孙漂流记》的叙事艺术，它所表现的殖民主义、个人主义等的研究相当丰富，但从饮食的视角讨论本书的研究却不是很多，笔者拟从食物的角度讨论鲁滨孙身上所展现的文化与精神。

一、饮食习惯与欧洲文化

鲁滨孙孤身一人漂流到孤岛，为了生存他必须寻找食物。他搜寻了船上的食物和岛上的食物，逐渐将食物的种类固定下来，形成新的饮食习惯。食物的种类以面包、肉类、水果、乳制品、酒类为主，具体而言，包括面包、糕饼、大麦饼、炒米等麦类、谷类食物，以山羊与海龟为主的肉类，以葡萄（多以葡萄干形式出现）、柠檬为主的水果，干酪、黄油等乳制品及以朗姆酒为代表的酒类。一般鲁滨孙会将面包、葡萄干和羊肉作为主食，带上淡水等物组成一餐。显然鲁滨孙并没有完全按照岛上的物产来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相反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他在岛上能够生产出他需要的食物。他做出这样的努力源自于他内在的认知与习惯：一方面他的习惯不停地推动他这么做，另一方面他的认知基本上是以欧洲文化为基础的。

纵观小说中对食物的描写，很少出现鲁滨孙摘水果即吃的情节，不仅如此，鲁滨孙几乎都要在食物经过加工后才会吃掉它们。肉类无疑要先烤熟或煮熟，麦类、谷类要经过多道工序制成面包，连葡萄、柠檬等可以即食的水果也要晒干后食用或是暂时储存，羊奶也更偏向于制成干酪与黄油等乳制品。食物加工而非即食，这种“熟”而非“生”的现象包含着一种认知逻辑。列维·斯特劳斯在《生食与熟食》中写道：“生/熟”这两个对立概念各有属性：前者属于自然范畴，后者属于文化范畴。二者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对应关系：食物层面表现为“生/熟”，社会层面表现为“自然/文化。”a 鲁滨孙以加工后的食物代替生吃食物，从“生”转变为“熟”，象征着食物从“自然”转变为“文化”，正是鲁滨孙内心对欧洲文化的保留的印证。另外，鲁滨孙在小岛上居住了数年之后终于制成了陶罐等容器用以盛放食物，而容器“对人类而言，便是一个具有文化含义的客体”b，则又是一种印证。由此可见，鲁滨孙的饮食习惯乃至他的认知仍是以欧洲文化为基础的。

二、实利态度与实用主义

食物的各种滋味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享受，可在鲁滨孙看来却不是如此。当他第一次在岛上探路发现果树时，他摘下几个酸橙，并这么记叙道：

这东西不但滋味好，而且有益于健康；后来我就把它们的汁兑了水喝，真是又爽口，又提神，又健身。c

鲁滨孙分别记下了尝到酸橙前的预想和尝到酸橙汁之后的感想。从数量上来说，他用了两个词语形容酸橙的味道，三个词语形容酸橙的作用；从语义上来看，形容酸橙作用的词一直是在味道的词语之后出现，明显表现出一种对酸橙的作用的重视。小说中还有相类似的表述，都很明确地表现了鲁滨孙无所谓食物滋味而重视食物给身体带来好处的态度。不仅如此，小说中也很少提起调味料，第一次明确提到鲁滨孙有盐的事实是在他第一次给星期五做肉汤时（鲁，217），此时已经临近鲁滨孙离开孤岛。鲁滨孙找到蜜饯也是在小说靠后的位置（鲁，198）。这也同样说明了食物对鲁滨孙来说，充饥的作用才是最重要的。

受这种态度的影响，鲁滨孙制作和储存食物也基本以方便为标准。他制作的食物基本能够随身携带，如由葡萄制成的葡萄干，由羊奶制成的干酪和黄油等，都是将不易携带的食物制成了便携的形式，以便他离开居住地在岛上探路或出海时食用。储存食物也同样如此。在山洞里储存食物就避免了食物吃不完被白白浪费，又能在大雨倾盆无法出门的雨季提供现成的食物，便捷的同时也提高了食材的利用率。

鲁滨孙对待食物的态度和一系列表现都说明了他注重实利的个性。注重实利并非是只注重眼前的利益，而是与此同时做好长期规划。小说中有很多处表现了鲁滨孙对食物的清晰计算，比如：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只让自己吃一块饼干，真是节省到了极点，尽管如此，在我自己种出谷子之前，我还是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断了粮（鲁，137）。

他也清楚地知道我贮存了多少大麦和稻谷；这些粮食如果供我一个人食用，那是绰绰有余的，但现在我这家庭已经增加到四张嘴了，至少得非常精打细算，否则就绝对不够我们吃的。……我们给自己留下的大麦很少，甚至还不够给我们吃上六个月（鲁，252）。

应该说，鲁滨孙在准备食物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食物的分配与供应的问题了。如书中所说，他对食物总量是非常清楚的，并且总是会根据自己的意愿早早地对每天吃多少、各种食物能够供应多长时间做了清晰的规划。鲁滨孙“算账”的意识很强，即使在岛上这种笔墨短缺、记录时间已经非常不容易的环境里，他还是一直坚持规划食物。虽然这种“计算”并不像写航海日志那样消耗笔墨纸张，但毕竟是一种记录；相比他写得越来越精炼到最后甚至不写的航海日志来说，他的这种“计算”却始终保持着准确详尽，这也算是对他身上的实用主义一种微妙的表现。

食物供应稳定性的问题也是鲁滨孙考虑的对象：

我时常在琢磨，是否有可能捉来一两只小羊，凭它们驯养出一群羊来，以便我弹药用尽后，也不致受饥馁之苦。

山羊的来源基本依靠打猎，如果弹药用尽，鲁滨孙应该就很难经常吃到山羊了。想要在长时间内经常吃到山羊，驯养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于是鲁滨孙开始驯服野山羊，并将捉到的山羊与其他野山羊隔离开，希望野山羊能够成为完全驯服的山羊（鲁，151-152）。他对这些山羊极其重视，当他发现可能会有人来到这座岛上之后，很快就将山羊转移到其他地方分开圈养，以保证食物的稳定供应。

看起来，鲁滨孙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不断地规划他的食物，时刻计算着如何能让这些食物变得更多，维持得更久。《小说的兴起》一书中提到，《鲁滨孙漂流记》将主人公鲁滨孙推向了孤岛这一个极端的环境，但是他身上的实用主义精神实际上还是来自于当时社会中追求利益的现象。d 鲁滨孙的“计算”与对实际利益的讲求无不表现了他的实用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也正是当时欧洲的一种价值追求。

三、面包、酒与宗教信仰

在孤岛上生活的二十多年里，鲁滨孙主要依靠葡萄干等食物得以生存。在这些食物中，鲁滨孙经常提起的食物有两种：面包与酒。这两样食物鲁滨孙坚持吃了很久，这与他刚开始就在船上找到了饼干和酒，平时吃得十分节省，后来又有所补充有关。相比其他岛上生长的食物来说，岛上并不自然生长麦类作物，因此制作面包和酒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小说中有相当多的笔墨在描述鲁滨孙如何偶然种出麦类作物、开始研究种植规律到种出大麦、小麦，成功制作面包、饼干的过程，可见面包对鲁滨孙来说的重要程度。但是鲁滨孙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在基督教中，面饼和酒是圣餐，象征着耶稣的身体和血液。《马太福音》里记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前亲自布置了圣餐，先拿起了一块面包，为它许了福，把它敲碎，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然后拿起手中的杯子，为它许了福，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因此，基督徒认为，一个人能通过圣餐来获得强大的灵魂力量，清除基督徒平时犯下的罪恶。e

鲁滨孙在小说的开始并未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信仰，直到他漂流到岛上，尤其是经历了严重的疾病之后，他在精神上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完成了对宗教的重新认识和皈依”f。也就是说，在这之后，他逐渐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逐渐加入到宗教的活动中去。即使当时岛上只生活着他一个人，也是如此。由于面饼和酒是圣餐，所以当小说中提及鲁滨孙吃了饼干或喝了酒时，就意味着鲁滨孙参与了宗教活动，表达了对上帝的虔诚。

一般来说，吃面包、喝红酒表示基督徒已经经过忏悔，完成了对自己的罪恶的反思；之后吃下面包喝下红酒则意味着罪恶的消除。鲁滨孙经常吃面包喝红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鲁滨孙自我反思、进行内省的习惯，这也与小说的语言有所呼应。小说中经常会有对一件事情进行反思的明确表述，同时也不止一次不经意地表达“反思”之意。小说中包含“后来”一词的句子大多如此，例如书中鲁滨孙对居住的安全性的叙述结束后，还有这么一句话：“不过我后来发现，我为了怕敌人造成的危险而搞的这些防范措施，其实都无必要。”（鲁，58）在讲述一件事情后插入一句“后来”开头的句子，来表达这件事情的一个部分后续的发展。把这个词语加入叙述的时候，实质上也是在对这一部分的发展进行着反思。这种“反思”的习惯是鲁滨孙本人的习惯，也是当时欧洲文化的一种体现。有人说，在英国“几乎每个识字的清教徒，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受当时宗教思想的影响，人们保持着省察的习惯，不断地省察内在的自我。g

从食物视角解读《鲁滨孙漂流记》可以发现鲁滨孙身上展现的以欧洲文化为基础的认知，强烈的实用主义精神以及虔诚的宗教信仰。然而漂流到孤岛上的鲁滨孙却不是独立于社会的个人，他身上展现的文化与精神恰好也是当时欧洲社会文化的一种反映。

一、宋代海棠诗词之缘起

（一）宋代的社会环境

有宋一代，乃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个朝代，政治上积贫积弱，经济和文化却相当繁荣。花卉诗的繁荣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王朝的统治，重文抑武，给文人提供一个极为优渥的生活环境，甚至鼓励士人享受生活。两宋统治者都提倡花事，“御宴赐花”也成为宫廷宴会的一项重要活动。根据《宋史》所载，宋真宗天禧四年的宫廷宴会上，“大宴将更衣，群臣下殿，然后更衣，更衣后再坐，则群臣班于殿庭，候上升坐，起居谢赐花，再拜升殿”①。宋代君王普遍爱花，赐花给大臣已成为一种礼制，臣子也颇以为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宋人自上而下都展现出对花的喜爱与欣赏。且由于科举制的扩招，一大批寒门子弟得以踏入官场。他们入朝为官之后，力图改变原先凡俗的生活方式，避俗就雅，乐于游园赏花、宴游赋诗。

再加之宋代激烈的党争，文人自觉不自觉地追求高雅的生活，企图远离政治的纷争。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可使食无肉，不可使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可见“尚雅”已成为宋代文人集体的审美意识。②而花卉这种具有美好形象又能展现文人与世无争品格的事物自然成为诗人争相吟诵的对象。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为文人宴游赏花的生活创造了便利条件。文人注重个体内在的自我满足，他们将对美的追求与个人生活联系起来，试图从凡俗的生活中寻找高雅的情致，而山水园林便成为他们寄托个人情致最佳的载体。宋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花卉种植的繁荣，更进一步促使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取向发生转变。

宋人对花卉的关注程度明显高于前朝，无论是买花、卖花，抑或是唱花，都有诗人描绘，甚至出现了许多专门研究花卉的书籍。宋代花卉诗数量繁多，牡丹、梅花、菊花、海棠等都是诗中常见的描绘对象。提起牡丹，苏轼笔下那“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的欢乐场景便映入眼帘，而林逋那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更是道尽梅花的风韵，周敦颐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之莲花的喜爱也流传至今。宋代文人用其笔墨道尽了花的万种情态。

海棠也是宋人酷爱吟诵的对象，在《全唐诗》及其《补编》中题咏海棠花的共十六首，到了《全宋诗》中以海棠为题材的诗就有五百多首。③吟咏海棠的风气始自唐朝，“海棠”之名初见于唐代宰相贾耽的《百花谱》，他将其誉为“花中神仙”，但其创作并未形成规模。直至宋代，海棠诗词的创作才进入繁荣期，文人有意识地将海棠作为纯粹的审美对象。

（二）宋人的补亡心理

海棠诗词能在宋代发展起来的另一缘由出自宋人的补亡心理。海棠作为蜀中名花，后人留下许多吟咏它的诗词。而为躲避安史之乱在蜀中浣花溪畔隐居好几年的大诗人杜甫，创作几百首诗，却无一首吟诵海棠，实在令人疑惑和遗憾。似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宋人自然大力吟咏海棠，而“杜甫无海棠诗”也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议题。

唐末诗人郑谷在《蜀中赏海棠》一诗中不仅指出“浣花溪上堪惆怅，子美无心为发扬”，还特意注释道：“杜工部居西蜀，诗集中无海棠之题。”这大概是关于“杜甫无海棠诗”的最早出处，此后宋代的王禹偁、王安石、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人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

有人认为海棠之美难以描绘，连诗圣杜甫都搁笔不写，吴中复在《江左谓海棠谓川红》中写道：“子美诗才犹搁笔，至今寂寞锦城中。”这一推测令人难以认同，所以杨万里提出反驳，“岂是少陵无句子，少陵未见欲如何”。他认为并非杜甫才气不足以描绘海棠，只是未曾见过，所以无从创作。但海棠作为蜀中名花，杜甫在川蜀之地生活多年却未曾一见似是有些不合逻辑。因此，有人提出杜甫母亲名为海棠，所以他因避讳而不写海棠诗，这当然是无稽之谈。陆游则认为杜甫不应无海棠诗，只不过是失传罢了，所以他在其《剑南诗稿》卷三《海棠》诗下作注说：“老杜不应无海棠诗，意其失传尔。”当然，这只是陆游的猜测，他拿不出证据，后人也无从考证。

“莫学当年杜工部，因循不写海棠诗”则是王禹偁的推测。他认为杜甫不写海棠诗是因循先人之故，而查阅《全唐诗》及历代诗集，发现初唐及盛唐诗人确实没有在诗中或诗题提及海棠。而唐代诗人如薛涛、李绅、贾岛、郑谷等吟咏海棠者，皆出于杜甫之后。④“海棠之名”最早见于贾耽在唐德宗贞元年间编写的《百花谱》，由于他是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此书颇有影响。但杜甫逝世时此书尚未编成，与杜甫同时代的王维曾作过一首《左掖梨花》，宋人注说“梨花”即“海棠花也”，可见当时海棠之名在中唐以前并未流通，所以其诗集不写海棠实在不足为奇。

尽管如此，“杜甫无海棠诗”依旧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话题，宋代诗人对此展开了丰富的联想与讨论。诗歌发展至唐朝已臻于极致，宋人惟有另辟蹊径，关注唐人尚未描绘的领域，“杜甫无海棠诗”本就是个讨巧的话题，与宋诗爱关注的平凡生活相关，又是诗圣所“遗漏”的话题。宋人为填补这一“空白”创作了许多质量颇高的诗词。苏轼对海棠的爱是“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⑤，陆游对其之爱则更加热烈，“为爱名花抵死狂”。无论是出于对海棠的喜爱，还是它自身的话题性，宋人都以极高的热情完成了海棠诗的创作。

二、海棠意象之内涵

（一）惜春之情

“意象”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中，“圣人立象以尽意”。南朝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首次从艺术创作角度提出意象的范畴，“独照之匠，方窥意象而运斤。此盖御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象是一种传达作者思想和情感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表意工具。“长记海棠开后，正是伤春时节”“海棠浑怯冷，为我强留春”“犹谢海棠花始发，似留春色向凋零”，这些描述海棠的诗词都与“春”相伴。海棠花开时节多在“清明”“寒食”期间开放，那时春意正浓，海棠自然而然地成为与春紧密相联的意象。

“清明时节雨纷纷”，正值花期的海棠少不了风雨摧残，花瓣飘零更是常事，实在令人惋惜，宋人便用海棠表达自身的惜春之情。李清照在其《好事近》中写道：“长记海棠开后，正是伤春时节”，词人于诸多花卉之中选择海棠，或许是由于海棠与这春情紧密相联。词人以其敏感的心灵注意到风雨过后，必是落红一片，遂写下“风定落红深，帘外拥红堆雪”⑥这样的词句。而男性诗人虽也会关心风雨过后花的状况，但毕竟不如女词人细腻，孟浩然留下的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叹问，韩偓则是“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想着帘外的落红，词人李清照又忆起从前海棠花开，她那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也是对自身的叹息。

王雱的《眼儿媚》⑦亦是触景生情之作，先写柳丝如烟织成愁云，后又将笔触转向春天的两种花朵：海棠和梨花。“海棠未雨，梨花先雪”，在海棠花还未像阵雨飘落大地之时，洁白的梨花已耐不住寂寞如雪花般洒落人间，诗人不禁感叹道“一半春休”。这人间的万种情思与这花开花落纠缠在一起，作者面对此景顿生春愁。他的惜春之情更在于感慨韶华易逝，时光难倒流。薛涛曾道：“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处。”诗人看这落花满地，忆起了从前与妻子生活的点滴，而这相思只能在“豆蔻梢头”寻找。惜春之情与对故人的思念交织，更令人感动。

宋人对海棠是分外怜惜的，陆游在其《花时遍游诸家园》中写道：“为爱名花抵死狂，只愁风日损红芳。”惜花之情跃然纸上。而管鉴的《醉落魄》⑧更将这份关怀显露无遗。“春阴漠漠，海棠花底东风恶”，春风本该是和煦温暖的，词人却见那东风无情地吹向海棠，所以哪怕酒醒也不忘殷勤地叮嘱东风，“莫苦吹花，何似吹愁却”，也正应了词中那句“人情不似春情薄”。哪怕春风无情，词人对海棠的关爱依旧，他“守定花枝”，不留海棠在冷风中独自零落。全词通篇描述词人对海棠之关爱，却不见对花的描绘，更加反衬海棠花的娇美，才能引起词人如此爱怜之心、惜春之情。

海棠还自有一股倔强品格，在那春寒料峭时节，反而逆势绽放，留下一抹春色绽放人间，所以词人李弥逊赞叹：“海棠浑怯冷，为我强留春。”宋代诗人寇准在其诗《和人暮春》中也感慨：“犹谢海棠花始发，似留春色向凋零。”⑨只有海棠能在这凋零季节，为他留下那片明丽的春色。正是因为海棠独特的品格，无数诗人才吟诵至今。

（二）诗人的人格写照

宋人对海棠之爱本就不加掩饰，苏轼《海棠》诗中“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就坦言其爱花心事。他们除了通过描写海棠表达自身的惜春之情，更多的是借助海棠展现自身人格、情操。

苏轼的海棠诗数量不多，却立意深刻，突显海棠高贵独立的品格。《寓居定慧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⑩一诗前半部分刻画海棠形象，后半部分则借海棠抒发自身“天涯沦落俱可念”的情感。诗人赞叹海棠身处江城瘴气环绕的恶劣环境，却依然保持名花品格。它于竹篱间的“嫣然一笑”，更突显其不同于桃李等漫山之花的高贵品质。苏轼感慨造物者有深意，将蜀地的佳人置于幽谷之中。“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一句化用杜甫“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的诗意，同时也是作者以此株海棠的遭遇自比自身境况。苏轼生于眉州而被贬黄州，海棠则是蜀地名花，两者在此地相遇，所以下阕才会发出“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的感慨。此诗最绝之处在于通篇写海棠，却令人自然地联想到诗人的境遇，难怪后人盛赞此诗“兴象之深微，词格之超逸，更是东坡戛戛独造”。诗人赞美海棠，其实也是寄托自身情操。

吴潜更是由观海棠花而联想到“海棠国”的战局，表现其在暮年仍忧心国事的热忱。《海棠春》一词展现海棠花在疏雨之后的鲜活冶艳，“便一饷、胭脂吐尽”，年老的词人面对这一春色顿生怜惜之心，更是“相对花无语”，不知如何面对。而下阕又是笔锋一转，“羽书万里飞来处。极扫荡、狐嗥兔舞”，军书从万里之遥传递而来，锦江头处的川蜀之地依旧战火纷飞。海棠是蜀中名花，作者从眼前的海棠花联想到蜀国战事，说明词人哪怕身处暮年，仍旧忧心国事，可见其爱国之心。

南北宋之际，战火纷飞，许多诗人虽然能在战乱频繁的年代暂得一丝喘息，但依旧心念国家的局势，他们借描写海棠表达自己的爱国热忱，陈与义的《雨中对酒庭下海棠经雨不谢》⑪就是一例。建炎三年（1129），诗人于岳州暂避战火，却仍忧心国事，所以借酒消愁，可是头脑依旧清醒，只恨自己醉得太迟，“草草杯觞恨醉迟”。窗外连绵的寒雨能使柔弱的燕子暂避风头，唯有海棠经雨不谢，独自傲立。“燕子不禁连夜雨，海棠犹待老夫诗”，海棠与燕子形成鲜明对比，那些柔弱的燕子如同没有气节的宵小之辈，国难之时只会四处躲避。而本该娇弱的海棠却在风吹雨打之后坚守那份春色。诗人的忧国忧民之情都浇筑在小小的海棠花之中。而宋末诗人谢翱的《雨后海棠》亦是如此。蜀地的海棠如同亡国的诗人一般，历经漂泊，“万里移根泪如洗”“苍苔裹枝雪坠地”“滞魄游魂恨未已”，即便如此，海棠依旧绽放如火，“至今鹦鹉啼猩红，不随明月葬空中”⑫。诗人以海棠之品格自喻，表明其昂扬的斗志。被雨水打湿的海棠本该更为娇艳，像那“海棠经雨胭脂透”⑬，但在谢翱的《雨中观海棠》中海棠花已是粉尽香微，“烛消春粉尽，泪湿野香微”⑭。谢翱所处的宋末境况比陈与义所处的两宋之交更为惨烈，国之不复，海棠自然也是香消粉尽。故国的一草一木承载的是诗人对美好家园的思念。海棠是花，也是曾经美好生活的缩影。就像汪元量来到“海棠香国”，却发现曾经遍地飘香的蜀地，“只有州衙一枝香”⑮。家国破碎，过去闲适的生活自然也不复存在，曾经的海棠乐土也只剩一树海棠遗落人间。

从屈原的“香草美人”开始，花草就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也寄托了无数文人骚客的独特情操。海棠虽不似梅花“凌寒独自开”的孤傲，却仍有“似留春色向凋零”的勇气，值得文人吟诵。无论是苏轼以海棠自比“花格即人格”，还是陈与义、谢翱等爱国诗人借海棠表达自己的爱国忠诚，海棠花都很好地传达了诗人的情感，也是诗人人格的完美写照。

三、结语

宋代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花卉诗的繁荣景象。那些因科举扩招而跻身朝堂的寒士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自然大力创作花卉诗。另外，“杜甫无海棠诗”这一话题在宋代的持续发酵，也使海棠诗词的创作在宋代走向高潮。

虽然提起宋代的花卉诗，人们的第一印象还是梅、菊、牡丹等传统花卉，但海棠依旧以其独特的风姿为宋人所喜爱。在宋代诗词中，海棠这一意象包含着无限内涵。海棠多开在清明时节，正是春尽之时，文人爱以海棠表达自己的惜春之情；同时，海棠以其娇艳外貌为世人所爱，能够雅俗共赏。海棠在表达惜春之情外，也能展现宋代文人的人格，他们爱以海棠自比，希望用它来展现风雨飘摇时代中自身的爱国热忱。

一、引言

对于小说翻译中原作风格的再现情况，国内或国外众多的理论学者对此都有着不同的见解和观点，奈达认为：翻译就需要首先以语义为切入点，其次要使用最贴切自然的语言，于译文中实现原文信息的有效再现。因而不难看出，在奈达的观点中，所谓翻译就是将原作风格进行重现的一种重要形式。鲁迅先生提出：所有的翻译活动都需要兼顾译文是否容易理解、是否可以保存原著特点两个方面。钱钟书先生提出“化境说”，也就是可以理解为出神入化，就是不能由于语文习惯的差异导致译文中会出现生硬牵强的翻译痕迹，但是还要保证保留原著的风味。以上不同名家的言论都可以说明，小说译本一定要忠于原文的内容和风格，在小说作品当中，语言文字是作者进行人物形象重塑、思想主题情感表达的主体，是促进形象化、生动化的媒介，其中最大的特征就是具有模糊性。不同的小说中有着不同的文体风格，主要与作家的写作风格有着紧密的联系。风格与内容两者不可单独分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作家思想通过相应的语言形式进行表达，而小说作品中比较普遍或占据优势的某些语言现象和语言特点所形成的就是自身独特的风格。

二、《老人与海》原著主要特点概述

不同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会使用不同的句子、词语进行组句，便于自己的作品可以和其他名人的作品产生差异性，使得读者有所区分。所谓文学翻译中心意旨，是要以如何能在最大程度上使译文的风格最接近原著，通过研究语言风格再现的问题。也就是指要求可以在译文中再现原文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篇幅结构的不同特点，使得译文和原文之间的风格维持一致，这也就使得小说翻译具有了一定的难度，同一作家的同一部作品，经过不同人的翻译也会出现不同的版本。

为了切实有效做好国外小说文学的中文译本相关工作，最为首要的就是要对国外小说文学原著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剖析，细致理解与把握国外小说文学的核心主旨思想及行文主体思路，在此基础上进行语种转换背景下的二次创作，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最终完成的国外小说文学中文译本整体质量符合初始预期目标，这对于《老人与海》原著的中文译本相关工作的推进开展落地来说同样适用。具体到《老人与海》原著的具体属性特征角度来看，作为人类文化发展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小说文学，相比于其他小说文学而言，《老人与海》具有特立独行的属性，其中最为主要的特点就是整体行文极其简练明了，对于原著所描述的宏大故事框架，翻译作品仅仅通过三万余字予以了全面系统的展示，而字数的限制并未使得原著表现出任何的残缺感及不足感，总体故事的起承转合非常完整，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原著在完成文字层面系统完备论述的同时，也非常好地兼顾了文字背后的意识形态及思维层面，让人读后既感觉到身临其境，又感觉到发人深省。从深层次角度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原著的主要人物是渔夫，虽然《老人与海》原著采取的是第三人称视角，然而通过相对简洁明了的整体行文方式，能够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感觉到这确实是渔夫自身的真实经历，总体代入感得到显著提升及升华。由此，基于原著所展现出的核心关键属性特征，为了科学有效地表达出原著的关键主旨，在中文译本的把握上也需要积极秉持简单凝练的核心指导思想，通过中文译本二次创作过程当中的信达雅要求进行适应性应用实践，在最大程度上处理好原著表达意境及中文译本阅读舒适体验的辩证统一关系，更多地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精神世界追求的核心诉求角度出发，尽量让广大人民群众原汁原味地接触到原著的文化底蕴内涵。

三、文体学视角下对《老人与海》译本的深入赏析

我们都知道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不止需要翻译者有着较为深厚的语言功底，还需要其对于原著有深刻、透彻、正确的分析与理解，要想正确评论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这部作品译本的效果，首先需要了解该小说作品的独特语言特点，以及作者的情感和文字主题等。《老人与海》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主要讲述老渔民在海上捕鱼的故事，桑迪亚哥是古巴一个老年捕鱼能手，在大海上航行了85天之后，捕到了一条大马林鱼，在返航途中遇到成群鲨鱼的围攻，他和鲨鱼之间展开一场搏斗。虽然小说的情节看似简单，却有很深远的寓意，表面上来看桑迪亚哥是一名渔夫，实际上在小说中是指一个被抽象化的人，桑迪亚哥和成群鲨鱼的搏斗也象征着人类与生活的搏斗。小说中通过人和自然的搏斗，赞扬了人类自我坚强的精神力量，也表达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努力生存的热切希望。在小说中，不管是写景还是人物形象的描绘，海明威都是运用最常见的生活语言，并且用词准确，很少使用名词和形容词，动词的使用频率相比最高，而且他还喜欢使用短句，整体的文体风格显得简洁，不但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增添了丰富的节奏感，渲染了人和鲨鱼的搏斗场面，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思想。在进行小说翻译时，译文也要尽可能与词法、句法、语篇结构上尽可能靠拢，与原作维持统一，才可以更好展现出译文的效果。

（一）从中文译本句段用法角度进行把握

从小说文学的实际创造过程角度来看，由于英语与汉语存在显著源头性差异，主要表现在英语是音源性语言，构成英语的基础字符单元并没有实际意义，而完全与此相反，汉语则属于字源性语言，构成汉语的基础字符单元具有实际意义，通过基础字符单元能够联系出所打算表达出实际意境，英语与汉语存在的这种显著源头性差异就使得原著所涉及的中文译本需要对原著进行灵活机动的把握，仅仅只是简单的句段对应并不能达到比较理想满意的效果，具体到《老人与海》原著所涉及中文译本的实际赏析评价方面来看，从句段用法角度进行切入，为了确保原著所涉及中文译本的科学合理性，根据原著的表达初衷及汉语实际需要，灵活机动地对原著相关句段行文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重点将原著中习惯使用的将定语放在先行词后方的句段行文结构，变更为汉语中所熟识的将定语放在先行词前方，并结合简单凝练的整体宏观指导思想进行深层次润色优化提升匹配，从最大程度上确保原著转换后的原汁原味。

（二）从中文译本词汇用法角度进行把握

《老人与海》原著在词汇使用上独树一帜，其核心特点在于对小说文学中普遍习惯使用的名词及形容词使用极少，尤其对于抽象性词汇的使用更为克制，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小说文学整体行文思路，并未使得原著的故事性及现场性得到削弱，反而更加贴合原著中主要角色的核心属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读者对于原著所讲述的整体故事的代入感及沉浸感，这就要求中文译本需在对原著该种关键属性特征进行深入把控的基础上，注重对于词汇的慎重选择应用，具体到原著所涉及中文译本的实际赏析评价方面来看，从词汇用法角度进行切入，为了切实原著所涉及中文译本的科学合理性，需要根据原著同等原则控制名词及形容词的使用数量及场景。

四、结语

海明威是闻名全世界的小说家和语言大师，其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译者在实际针对海明威经典小说展开翻译工作中，首先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原文特色和结构形式，将其与不同的元素融合，再现原著的语言风格，其次还要符合译文读者的审美需求，能够被广大的读者所接受。本文通过积极剖析《老人与海》原著的主要特点，进而从中文译本的字符数量、中文译本句段用法及中文译本词汇用法等诸多角度对译本进行深入赏析评价，期望在文体学视角下对《老人与海》译本的赏析提升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